鼠疫!傷寒!炭疽!霍亂!日軍在浙江的細菌戰

2014-08-28 信息來源:都市快報 瀏覽次數: 字體:[ ]

 

檔案索引

  2014年8月15日上午,我走進位于曙光路的浙江省檔案館,打開了抗日戰爭時期的檔案,翻開那些有的已經看不清字跡,寫在宣紙上的文件和信函,看著那一串串已經成為符號的人名,多次潸然淚下。

  浙江省云和民國三十四年度(1945年)鼠疫發病情況登記表:

  病人姓名 性別 年齡 詳細地址 起病日期 死亡日期 臨床癥狀 備注

  廖錫珍 男 23 中正街七十一號 10月5日 10月8日 高熱淋巴腺腫痛 肺鼠疫

  徐烈宗 男 44 合作宿舍隔壁 10月2日 10月4日 發熱胸痛、咯血 肺鼠疫

  龍小長 男 16 縣合作社 9月23日 未知 高熱昏迷嘔吐股腺腫痛敗血性鼠疫

  ……

  他們都是日本對華細菌戰的受害者。浙江省檔案館有數百件日軍在浙江實施細菌戰相關的館藏檔案。

 

 

日本投降那天,他染上肺鼠疫

  在成堆的抗日戰爭時期的檔案里,我第一次了解了云和這個地方。

  云和縣地處浙江省西南部,現屬麗水市。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拉開了全面抗日戰爭序幕。1942年,因云河天然屏障般的地理環境,浙江省會遷至云和。

  但不幸隨之而來,云和成了侵華日軍細菌戰的重要攻擊目標,城內外鼠疫、痢疾、霍亂、炭疽蔓延,死人不斷。

  云和縣前街有個叫“廖豐和”的老商號。

  老板廖根昌40歲,在云和,沒有人不知道廖老板,沒有人不知道“廖豐和”。在當地年輕人眼里,廖老板的“廖豐和”自他們出生起就在了。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這本是件舉國歡慶的大喜事,可對浙江省臨時省會云和縣城來說,災難還沒有結束。

  也就在這一天,“廖豐和”老板廖根昌染上了肺鼠疫。

  廖老板有兩兒一女。大兒子廖蘭生23歲,女兒廖愛松18歲,小兒子廖玉龍8歲。因為生意忙,除了小姨子在店里幫忙,家里還請了個叫項美蘭的幫工,18歲。

  廖根昌患了肺鼠疫,高熱、嘔吐、咯血、昏迷,胸痛。

  當時,云和有個名醫叫徐烈宗,是當地影響較大的三位中醫之一。當年,云和主要是他們在醫治鼠疫病人。

  據調查,徐烈宗和另外兩位名中醫當年治愈的病人不下四五百人。他們走遍疫區,挨家挨戶,串門診治,價格低廉。

  1943年11月20日,徐烈宗還因及時診斷患鼠疫的村民,而獲過政府嘉獎。

  徐烈宗診斷廖根昌患了肺鼠疫,給他開了清熱解毒的藥,比如,羚羊、犀角,還開了草藥,主要有白茅根、馬蘭頭等。

  據檔案記載,當時幾位中醫醫治鼠疫患者,開的藥主要是清熱解毒類的。

  盡管他們收費低廉,但還是有很多人家無錢醫治。

  這些人家一旦出現患者,便自行將患者隔離,并不聲張。當然,不聲張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怕聲張后,親人被政府隔離,不能親自陪護、照顧。

  家人將患者轉移到專門一間房,由專人照顧,先用針挑開腫塊,擠出血水,然后再用酒精不斷擦拭。當時也有幸運的,經家人這

  樣醫治就好了的。但這種情況一般在早期才會有機會。

  浙江省檔案館提供的控訴細菌戰的光盤提到過一個事例,講述人是個鼠疫患者。當年還小,有一天他的腿根出現腫塊,并伴有發燒癥狀。媽媽馬上把他關進柴房,用針拼命扎那個腫塊,用手擠出血水,然后用酒精反復擦拭。第二天,他的燒退了,人好了。但也有許多人用這種方法無效,家人只好眼睜睜看著親人死去。

  其實,當時醫治鼠疫并不是沒有特效藥,這種特效藥叫鼠疫血清針。

  據時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的回憶錄記載,1943年,由于疫情嚴重,他也染上了鼠疫。幸虧當時的福建省主席連夜用專車送來鼠疫特效藥(鼠疫血清針)而得到救治。

  當時,日軍在占領區內搶收了全部救命藥,要想得到一支實際價格僅需幾毛錢的鼠疫血清針,必須以黃金兌換。

  云和的葉俊臣患上鼠疫后,以一只金戒指換取一支血清針,用了好幾只金戒指才保住性命。

  貴溪村的王忠,傾其家產,以4800斤稻谷為代價換取6支血清針,逃離了鬼門關。

  也有不少人雖然脫離了險境,但留下后遺癥,成了白癡。

 

扔銀圓,扔黃金,竟沒人敢接

  雖然廖根昌是大老板,可一時間根本搞不到救命的血清針。

  廖根昌服了徐中醫的藥,病情并沒有好轉。

  而時隔兩月不到,為他治病的徐烈宗醫師也患上了肺鼠疫,病逝。

  家人看廖根昌用藥不管用,又去請來當地的道士梅宗仁驅鬼求神,結果不但廖根昌不見好,道士梅宗仁回到家也發起了高燒,經醫生診斷,也染上了肺鼠疫,不久離世。

  8月21日晚7點,廖根昌永遠閉上了眼睛。

  云和有個油漆匠,叫劉寶賢,平時,除了接漆工的活,也接殯葬的活。

  廖老板去世后,劉寶賢去給廖老板穿壽衣,為其棺木上漆。等廖根昌下葬,他回到家,也染上了肺鼠疫,不治身亡。

  就連當時給廖根昌抬棺材的葉祖其夫婦也都染上了肺鼠疫陸續身亡。

  廖根昌的大兒子、女兒,還有來家里幫忙的廖根昌孩子的二嬸娘,以及幫工項美蘭也相繼染上肺鼠疫,并于8月28日同一天死去。

  8月29日,在云和縣前街曾一度門庭若市的一幢小樓就這么被警察局貼上了封條。廖根昌的妻子、小姨子,還有8歲的小兒子被關在小樓內。

  被關第二天,廖根昌的妻子開始發燒,染上了肺鼠疫,而家里連一口水都沒有了。三個人趴在樓房窗口向外呼救,可是寂靜的街道連一只鳥都沒有。

  廖根昌妻子實在難熬,從樓上丟布匹,扔綢緞,都沒人敢上前接應。最后,她只好含淚讓妹妹直接往樓下扔銀圓和黃金,還是沒人接應。

  一周后,她含恨死在小樓上。留下了年幼的兒子廖玉龍。

  同天,廖根昌生病期間來幫忙的弟弟廖根德(38歲)、哥哥廖賢奎(49歲)也因染肺鼠疫死亡。

  廖根昌的妻子離世后,警察局把他的小姨子和小兒子轉移到了城外大慶寺后面的破屋里,這樣又隔離了7天。

  9月26日、9月30日,廖根昌的父親廖田壽(67歲)、媽媽李翠花(65歲)也相繼死去。

  一家十一條生命,只剩下廖玉龍一個孤兒。

  一時間,縣前街成了“鬼門關”,成了當地人避諱的詞,好像提到“縣前街”三個字都有危險。

  1945年10月12日,縣政府發文封閉消毒廖根昌住房,孤兒廖玉龍被送到馬鞍山隔離,才幸存下來。

  據浙江省檔案館的檔案記載,云和鼠疫始于1942年,發病率最高的時期是1943年和1945年。

  1943年8月,距城3里的河上村妙嚴寺第一兒童保育院發現鼠疫,死亡難童11人,政府決定焚燒妙嚴寺(據浙江省檔案館檔案,當時,《東南日報》以《云和撲滅鼠疫,焚燒疫區房屋》為題進行報道)。

  同年10月10日,云和縣城內司前巷3號葉家廳住戶邱鸞花首先發病,13日死亡(《東南日報》1943年10月15日報道)。

  此后,云和縣城鼠疫一發不可收。

  據當時浙江省防疫站統計,1940-1945年,云和縣發生鼠疫的疫點183處,患傳染病者2740人,死亡1045人。

  而這些都是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侵華細菌戰所犯下的滅絕人性的罪行。

 

細菌戰、石井四郎和731部隊

  細菌戰也稱“生物戰”,是利用細菌或病毒作武器,以毒害人、畜及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種滅絕人性的罪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使用了細菌武器。

  1925年6月,在瑞士日內瓦簽訂的《關于禁用毒氣或類似毒品及細菌方法作戰議定書》,明確規定禁止使用細菌武器。然而,一些國家卻一直在研究和使用它。

  二戰期間的日本便是其中之一,而始作俑者是一個叫石井四郎的人。1892年6月25日,石井四郎出生在日本千葉縣加茂的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

  根據李曉方編著的《泣血控訴》,王選(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原告團團長)撰文稱:1928年至1930年,日本法西斯就在著手細菌武器的研制了。

  當時,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派后來成為日軍731細菌部隊司令的石井四郎專門赴歐洲考察細菌武器。

  1932年,東京的日本陸軍軍醫學校設立了防疫研究室,開始了以石井四郎為中心的細菌戰研究。

  同年,在中國東北黑龍江省背陰河地區建立了細菌實驗部隊,也叫“東鄉部隊”,開始是一支非正式部隊,所有軍醫都用假名字。

  1936年,“東鄉部隊”成為日本天皇認可的正式部隊。總部設立在哈爾濱的平房區。1940年,這支部隊改名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主要從事用于人的細菌武器的研制。

  1938年,他們還分別在北京、南京、廣州設立1855、1644、8604細菌部隊。

  這些部隊共有60個以上支隊和派出機構,總人員在一萬名左右。根據2002年日本厚生省公布的資料,到1945年戰爭結束時,731部隊的編制人員還在3000人以上。

  日軍各細菌部隊,還使用活人作細菌武器試驗。

  除細菌戰部隊,在華各日軍醫院,各部隊防疫給水部,甚至常規部隊、普通醫院,醫學協會組織等也有參與細菌戰研究,包括人體試驗、活體解剖、細菌培養和撒播等。

  石井四郎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在日本國內不能做的事,在中國哈爾濱可以做。

  哈爾濱秘密基地設立了特設牢房7號、8號樓,這兩幢樓由特別班管理。

  在東北參與細菌戰研制的原日本731部隊士兵筱冢良雄,多次為731受害者作證。當時,他還是個少年兵。

  1939年春,15歲的筱冢良雄和另外28名少年兵輾轉抵達哈爾濱。

  1942年10月前后,筱冢良雄接到命令進行人體實驗和活體解剖。第一次實驗是對5名中國俘虜進行驗血,其中4人被注射了4種鼠疫預防液。

  一周后,又對他們進行同樣的注射。1個月后,給全體人員注射鼠疫菌液進行觀察。結果,5名俘虜全部感染鼠疫,3天后3人死亡。

  另外兩人作為鼠疫重癥患者,被轉送到診療部作活體解剖實驗。

  這一次活體解剖他不在場。但不久后,他開始擔任活體解剖助手。此后,他執行過三四次這樣的任務。

  他說他第一次解剖的這個男人頭腦清晰、具有知識分子風度。

  “我看到那個男人瞪著我,我只好把眼光轉向別的地方。他的臉色和身體完全變黑了。在他還有一口氣的時候,特別班的人員把他赤裸的身體放在架子上,然后送到我們解剖室。他被放在解剖臺上,班長命令我給他洗身體。我用橡皮水管清洗他的身體,再用板刷刷他的身體。我的手腳都哆嗦起來……這樣不到兩個月時間,我對5個中國人進行了活體解剖。”

  日軍不但在浙江實施細菌戰,還為驗證其細菌戰的效果,在義烏崇山村進行殘酷的活體解剖實驗。

  據浙江省檔案館檔案記載:1942年秋,日軍為配合浙贛戰役作戰,在浙江中部的義烏投下大量沾染鼠疫菌的毒物。當時,義烏崇山村方圓10公里地區大面積暴發流行性鼠疫。

  為檢驗細菌戰效果,由侵華日軍731部隊本部與南京榮字1644細菌部隊組成的聯合特遣隊,竟然在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寺進行了慘絕人寰的活體解剖實驗。

  2013年,《中國檔案報》記者對崇山村受害幸存者進行了專訪。

  村民王晉華(78歲)說:我的表嫂才18歲,被日本人騙到林山寺,以治病為名,將她活活地挖出心肺。村里還有兩個婦女,她們分別被日軍砍掉了手和腳拿去做實驗。

  王興國(60歲):小時候,聽村里長輩說,鼠疫開始后,日本人嘴上說是來給村民預防接種的,其實,他們把感染鼠疫的人集中到主山殿進行活體解剖。

 

日軍在浙細菌戰罪行一覽

  據浙江省檔案館檔案記載,浙江是侵華日軍細菌戰的主戰場和重災區。

  從1939年6月開始至1945年夏,日軍多次對杭州、寧波、紹興、金華、衢州、麗水、溫州等7個市10多個縣發動擴散鼠疫、霍亂、傷寒、炭疽、鼻疽等殺人毒菌的大規模投放。

  浙江受疫菌感染的人數在30萬人以上,死亡超過6萬人。許多死里逃生的受害者被毒菌摧殘了幾十年。

  1939年6月,蕭山首先受到侵害。6月4日,日機飛到蕭山境內,投下糖果、糕點等有毒食物;7日,又在蕭山的頭蓬、南陽、靖江等地投擲白色絮狀毒物;8日,在龕山等地投下毒氣彈;13日在義盛、靖江投下細菌彈;在紹興瀝海所一帶撒放大量白色粉末。

  1940年起,日軍加大對浙江細菌戰的規模。

  10月4日,日機兩次對衢州居民區撒下大批帶菌麥粒、黃豆、粟米、麥麩、碎布、棉花、跳蚤、含有跳蚤的小紙包及宣傳單。

  10月10日后,衢城相繼有多人突患急癥死亡。死者家屬反映:“死者在患病期間均有高熱、畏寒、腋下淋巴結腫痛等癥狀”。縣衛生院初步診斷為疑似鼠疫。

  10月27日,寧波遭到日軍細菌武器的空襲。日機在開明街撒下大批含有吸飽鼠疫病人血液的跳蚤的面粉、麥粒。

  11月27、28日,數架日機在金華城區噴撒類似煙霧的東西。經浙江省衛生處檢驗,證明確系鼠疫桿菌。

  12月5日,浙江省政府時任主席黃紹竑急密電重慶蔣介石:上月28日敵機在金華撒布之白色顆粒,經省衛生處陳萬里等5員嚴密檢驗,辨明確系鼠疫桿菌。據載,該縣有167人染鼠疫病死。

  1942年日軍打通浙贛鐵路,8月25日,日軍細菌部隊司令石井四郎親自到衢州秘密布置細菌戰。

  自26日至31日,石井一方面派飛機在中國軍隊陣地及防區空投帶鼠疫菌的跳蚤,另一方面,派細菌戰部隊隨同地面部隊撒播細菌。從玉山經開化華埠至常山,經球川、白石至常山,從廣豐經新塘邊、清湖至江山,從常山經衢州至龍游,從江山經后溪至衢縣,在沿途各城鄉居民區的井水、水塘、食品中投放霍亂、傷寒、炭疽、鼠疫等病菌。

  此后,衢州沿浙贛線的各縣城鄉居民區相繼發生了鼠疫、痢疾、傷寒、副傷寒、霍亂、炭疽等傳染病。

  據1942年衢縣防疫委員會調查,9月至12月,全縣患疫總人數達2萬余人,死亡3000余人。

  1943年5月,衢州各縣鼠疫、霍亂等疫病繼續大流行。常山縣所屬的浙贛沿線各鄉鎮發病10241人,死亡1506人。

  據衢州各縣防疫委員會調查統計,1943年,衢州各縣患霍亂、傷寒、炭疽等傳染病者共45000余人,死亡7600余人。

  1944年6月26日,日軍第二次侵占衢縣,于同月29日撤離,此后衢縣又發生鼠疫、傷寒、痢疾、瘧疾、疥瘡等傳染病大流行。

  而云和縣作為當時浙江省國民政府的流亡地,日軍在地面上使用陸軍對云和攻擊失敗后,于1942年8月26、27日在云和空投細菌彈,引起云和縣鼠疫的流行。

  1945年夏,云和再次遭受日軍鼠疫攻擊,空投帶鼠疫細菌的棉花、糖果、餅干、玩具等物,波及重河、貴溪、局村、石浦等數十個村。

  日軍在云和不但空投細菌武器,還派敵探、漢奸扮成和尚、小販、商人、漁夫、乞丐、苦力者、剃頭匠、老嫗或摩登女郎等,走村入戶,直接投放疫菌到水源、糧食里面。

  據1941年12月3日,浙江省第四公署第5733號電:“前據密報,紹(興)敵運到百斯篤(鼠疫)及傷室扶斯(傷寒)兩種烈性傳染病菌,并派男女漢奸攜帶赴我后方散發。”

 

哭泣,不如揭開真相

  戰爭已經過去,但真相和中國人民所受的傷害一直在那兒。

  現在,日本對華使用細菌武器已是不爭事實,而找出真相,則是一個漫長而艱巨的過程。

  抗戰勝利后,民間調查團經過十余年的調查發現,抗日戰爭期間,浙江大面積暴發的鼠疫,是日軍投放的帶有鼠疫疫菌的紅色跳蚤傳播的。而其它的疫情,比如炭疽、痢疾、傷寒等,也都是日軍對華細菌戰犯下的罪行。

  我們應該記住這些參與調查這段歷史真相的人,特別是一個名叫王選的偉大的女性。

  美國著名作家謝爾頓·H·哈里斯說,只要有兩個王選這樣的女人,就可以讓日本沉沒。

  王選祖籍義烏崇山村,1952年出生在上海。留學日本,獲日本筑波大學碩士學位,精通英語、日語。

  1982年,王選還在日本求學,當時正準備赴美深造。她在機場候機時,有個日本老兵給她看了一張照片,是關于細菌戰受害者要求賠償的照片,照片上是即將充作“試驗材料”(731部隊稱為“丸木”)的中國人,他的目光中流露出恐懼與無助。王選一下子淚流滿面。

  從那以后,王選改變了留學美國的計劃,她開展了艱難漫長的調查取證工作。

  1997年,王選被侵華日本細菌戰中國受害者對日訴訟原告團推選為團長和總代表。

  在之后漫長的歲月里,王選奔波于中國、日本、美國等各大城市的大學、工廠、居民區。

  在東京一審法庭上,王選面對被告席上日本政府代表,流淚控訴日軍暴行,震動了整個法庭,就連審判席上的兩個女法官也流下了眼淚。

  在法庭外,王選還深入日本,動員日本二戰時的老兵為受害者作證,原731部隊少年兵筱冢良雄也是她動員上庭作證的。

  王選說,每個人都可以做些什么,貢獻人類,普通者也能創造歷史,改變世界。

  《細菌戰》作者張益清說,對日訴訟的主要目的,是讓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都知道二戰期間這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以史為鑒,讓這段悲慘的歷史永遠成為過去,不再重演。

  8月13日上午,浙江省檔案館公布了13份侵華日軍在浙江實施細菌戰的檔案。檔案無聲,卻勝千言,此次公布活動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8月15日傍晚,我走出浙江省檔案館,微風拂在我的臉上,望著曙光路上南來北往的車流,和人行道上帶著孩子,陪著家人漫步的人們,我忍不住慟哭,悲傷無法藏匿。

  感謝為證明、并保存這段歷史作出巨大貢獻的人們。

   

鼠疫調查報告(1944年3月18日)

 

記者 嚴峰

轉載《都市快報 檔案時空》2014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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