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浙江檔案編研第一書

2018-09-17 作者:韓李敏 信息來源:浙江省檔案局編研處 瀏覽次數: 字體:[ ]

       把檔案文獻編纂成冊,或用于資政,或用于存史,這是我國古代的文化傳統,也是中國古代檔案工作一大特點。《治浙成規》是清代浙江的檔案文獻匯編,也是浙江清代的檔案編研的代表之作。

   《治浙成規》目前見諸于世的是清代道光刻本,全書共八卷。約有兩個版本,版本一是每卷裝訂成一冊,全書共八冊;另一版本,每卷裝訂成兩冊,全書共兩函十六冊。

   《治浙成規》由浙江布政使司與浙江按察使司藩、臬兩個部門共同編纂出版。全書分為“藩政”與“臬政”兩大部分,一至四卷為“藩政”,共收錄浙江布政使司自乾隆三十五年五月(1770年)至道光十二年六月(1832年)形成的檔案文獻82件;五至八卷為“臬政”,共收錄浙江按察使司自乾隆二十一年六月(1756年)至道光四年六月(1824年)形成的檔案文獻80件。全書每卷前均有目錄,收錄最早的檔案是《典鋪竊贓先行查起給主于犯屬名下追還當本》,形成于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1756年7月12日),收錄最遲的檔案是《詳同通缺出插委鹽屬如有本省差使調回署理》,形成于道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1832年7月8日)。全書合計共收錄檔案文獻162件。

   《治浙成規》的道光刻本并非是該書的最早版本。從道光版的扉頁所見“藩臬兩司重訂”和“續增嗣出”字樣,完全證明它不是第一次編纂出版,此前已經有此書的歷史版本。從該書收錄的《軍流遣犯在配妻氏病故毫無別情者概免報官》所載“于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奉巡撫部院莊批:如詳飭遵,仍刊入《治浙成規》本內,並候督部堂批示,繳。”說明早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前,已有《治浙成規》行世。又如該書收錄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客商在行被竊貨物銀錢分別議賠》文件,曾引用德清縣的報告說“據德清縣詳稱:查《治浙成規》,惟典鋪與染鋪被失,均有著賠之條。”既然各級官吏廣泛引用該書的內容,說明該書在乾隆時期已經影響不小。至于,現在所看到的道光版,已經是第幾次重訂和續編了,由于缺乏更多的史料,目前尚無法判定。

    《治浙成規》作為檔案文件匯編,從文獻編纂學的角度來講,具有明顯的特點和研究價值。

      特點之一:《治浙成規》具有明確的編纂目的和宗旨

   編研首先要有目的,為什么編書?檔案文獻編纂一般出于兩種目的,一是存史育人,如歷代編的皇帝《實錄》、《圣訓》、《朱批諭旨》、《名臣奏議》等,就屬于這類性質;一是資政參考,即為執政時工作查考用的,如《元典章》、《大清律例》等。《治浙成規》屬于后一類性質的編研材料,其目的就是為了浙江省的官吏從政時查考利用方便而編纂的,是當年的地方政策法規匯編,是各地官員必備的工具書。

《治浙成規》顧名思義就是“治理浙江的成文規章”,書名實際已經顯示了該書的性質及其用途。此書沒有前言后記,但其編纂的目的,則在收錄的文獻中,表露無疑。該書收錄的55篇文獻中,有155處提到《治浙成規》,《治浙成規》出現在檔案文獻中頻率之高,令人咋舌。檔案文獻中提到《治浙成規》,絕大部分是要求將所頒布的政策法規收錄到《治浙成規》去,如要求將文件“即刊入《治浙成規》,俾實力奉行,日久不致廢弛”等。

 

     經對要求載入《治浙成規》的55篇文獻的分析,其目的共分為四種類型:一是為了呈報上級機關“備查”,要求載入《治浙成規》“呈送查核”、“備考在案”;二是作為法律法規,長期遵守。要求載入《治浙成規》“永遠遵守”、“勿違”、“以垂永久”、“實力奉行,日久不致廢弛”;三是將《治浙成規》作為刊登政策法規的載體,推進文件信息的傳播和執行,猶如現今之政府公報。要求載入《治浙成規》“查照辦理”、“通行各屬遵照”、“通飭各屬一體遵行”、“俾資遵守”;四是把《治浙成規》用作臨時處置突發事件的法律依據,“如遇緊要案件,《治浙成規》內定有章程者,許其一面摘敘案由,先行通稟”。以上四種類型,實際就反映了作者編纂《治浙成規》目的所在:為現實服務,做資政參考。

 

       特點之二:體例科學,編排合理

     《治浙成規》全書分為“藩政”與“臬政”兩大部分,一至四卷為“藩政”,五至八卷為“臬政”。“藩政”與“臬政”兩類以下的文件,按照文件形成的時間先后編排。該書編研的體例完全遵循了檔案文件的形成規律,是按照文件的來源原則進行分類的,與現代的檔案“全宗”理論正好相符。

在清代,省級最高行政長官是巡撫(或兼總督),主管一省的軍政大事。作為地方行政事務的管理,主要是兩個部門,一是承宣布政使司,一是提刑按察使司,前者通稱為“藩司”,后者通稱為“臬司”。這兩個部門所開展的政務工作,就稱為“藩政”和“臬政”。

 

 

     《治浙成規》按照檔案的來源原則進行分類,圍繞部門的主要職責,收錄最為重要的政策法規,按時間進行排序,這是該書的一大特點。

 

      特點之三:選材精當,加工精細

    古代機關文件雖然沒有現在這么多,但數量也是不少的。當時人們就曾用疊床架屋來形容機關文件的泛濫。編研的首要任務就是選材,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治浙成規》在編研選材上,有個顯著的特點:即藩政和臬政兩部分,第一年的文件選得比較完整,“藩政”開頭第一年(乾隆三十八年)收錄了20份文件;“臬政”開頭第一年(乾隆二十一年)收錄23份文件。其他年份,收錄的文件數量極少,“藩政”部分平均每年收錄文件1份;“臬政”部分平均每年收錄文件0.8份。

    《治浙成規》在精選檔案的同時,又對選錄的文件,進行了精細的加工。

    首先是文件標題的擬寫。清代文件大都沒有標題,主要通過轉錄來文或上級批文的核心內容作為“事由”,來反映文件的主要內容。轉錄的文字都比較長,而且,內容繁雜,再加上固定的公文格式用語,望文生畏。如 《治浙成規》卷一中的《省倉糶余米小戶改折色》一文,原文開頭為:“杭州府省倉征收杭嘉湖紹南米,歲余米伍陸千石,陳陳相因,今酌留米伍千石以備不時需用,余俱隨時出糶,每石壹兩陸錢,價賤則止,俟價值相當,再行續糶,其核定錢價照平糶例辦理,毋許浮收。紹屬解交乍浦兵糧停支米壹千壹百肆拾石應改征折色,令紹屬之山陰會稽蕭山三縣應完糧米之零星小戶內折收,每升折征壹分陸厘,則小民尤易交納,其愿完本色者,仍聽民便,若滋弊,嚴參究處”,長達160多字。作者在編輯過程中,另擬了《省倉糶余米小戶改折色 》這樣的標題,簡潔明了,同時,在編輯中,又將檔案的原有內容保留了下來,保證了檔案的歷史原貌。又如《省城、乍浦二倉公耗米按照時價出糶》,原文開頭為:“省城、乍浦二倉所收耗米,又各縣撥赴乍浦交收正米,節省運腳耗米,照省倉余剩正米變價之例,于青黃不接之時,按照時價出糶,價銀解交司庫收存,嗣后耗米積至三年,亦照此例出糶 ”。作者另擬了《省城、乍浦二倉公耗米按照時價出糶》,是否天壤之別。《治浙成規》中收錄的檔案,編者對每份文件都重新擬寫了標題,真可謂功德無量。

       其次,《治浙成規》在編輯過程中,嚴格執行“報告”與”批復”同時收錄。《治浙成規》收錄的檔案,90%以上是詳文。“詳”是古代公文的一種,是地方官直接申報上級衙門的文書,類似于現在的報告。清代規定:上級部門收到呈詳,必須作出書面批示,發回申報衙門辦理。“詳”在得到上級批示之后,就具備了法定效力。《治浙成規》在編輯時,為保證收錄文件的法律效力,所有的詳文,不但收錄下級政府或機關上呈的詳文,而且必定收錄上級部門長官的批示,即”報告”與”批復”同時收錄。如:乾隆三十八年《禁丈量補造魚鱗冊等事》一文,文件在落款結束之后,又緊接著一段文字:“五月初三日奉浙江巡撫部院三批:如詳通飭一體遵照禁止,毋許胥役藉端滋擾干咎,仍候督部堂批示,繳。又于五月三十日奉閩浙總督部堂鐘批:如詳飭遵,仍候撫部院批示,繳。”該段文字就是5月3日浙江巡撫三寶的批示和5月30日閩浙總督鐘音的批示。

 

 

    第三,《治浙成規》在編輯過程中,非常注重文件的內在聯系,常常將關系特別緊密的2份以上文件,編排在一起,用一個標題貫穿起來,尤如今日的組卷,既保持了文件原有的內在聯系,又方便了查閱利用。如《治浙成規》卷三的《停止常山、開化二縣清補人丁》,先是收錄了嘉慶七年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為請停加升丁糧以除民累事”致總督與巡撫的詳文,以及同年六月八日和七月七日,巡撫與總督的批示;后又收錄嘉慶七年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為請停加升丁糧等事全敘兩院憲批示各等因”致總督與巡撫的詳文,以及同年十月二十日和十一月十六日,巡撫與總督的批示。由于這兩份文件都是圍繞常山、開化兩縣的停止清補人丁這項工作的,所以,作者就把它們編排在一個標題之下。又例如:“臬政”卷五的《稽查漁匪各事宜》,收錄的第一份文件是乾隆二十一年十月浙江按察使司“為嚴察漁船等事”致總督的詳文,以及總督的批示;緊接著收錄的是“附舊詳案”,第一個“舊詳案”是乾隆十六年十二月浙江按察使司關于“稽查漁匪”的詳文及批示;第二個“舊詳案”是浙江按察使司乾隆十八年十月的詳文和批示。上述三份文件,內容都是一個主題的——“稽查漁匪”,但是,時間跨度長達5年,作者將它們編排在一起,目的是非常明確的,就是為了保持文件的內在有機聯系,保證政策執行的連續性和一致性。類似“附舊詳案”,在“臬政”部分,比比皆是。據統計,全書中收錄的類似文件多達12件。所以,目錄反映的162個條目,實際收錄的文件則有174件之多。

    《治浙成規》作為清代少有的地方政策法規匯編,早已引起人們對它的重視與研究。但是,由于研究者們對于檔案文獻編纂歷史知識的不熟悉等原因,往往造成一些錯覺和誤會。如近期出版的陳嬰虹著《民國前期浙江省議會立法研究(1911-1926)》一書,稱“《治浙成規》是清代浙江的省例,共分八卷,收入法規164件,時間跨度從乾隆三十五年到嘉慶四年。”這里無論是收錄文件的數量,還是收錄文件的時間跨度,都是錯的。

 

 

一是關于《治浙成規》作者問題。據國家圖書館的館藏著錄,該書作者項為“佚名”,天津財經大學圖書館等著錄為“作者不祥”,由黃山書社出版的《官箴書集成》叢書收錄的《治浙成規》,作者為“(清)不著撰人”。唯天津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的著錄是“(清)藩臬兩司輯”。事實上,該書扉頁已經寫明了“藩臬兩司重訂”,作者就是藩、臬兩司,完整的表述是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和浙江按察使司共同編纂。

二是收錄文件的起止日期問題。許多文章談到《治浙成規》收錄的文件日期時,都把該書第一卷第一篇文獻的成文時間,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做為起始日期,而把該書第八卷收錄的最后一篇文獻的成文日期,即道光四年(1824年)作為迄止時間,這是錯誤的。由于該書是兩個部門分別編纂的,而兩個部門對于文件的收錄時間并不統一,藩司收錄的文件日期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而臬司收錄的文件日期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至道光四年(1824年),所以,該書收錄文件真實的起止時間應是乾隆二十一年至道光十二年。但是,這不包括該書編輯中所附的“舊詳案”,若將“舊詳案”也計算在內,那么,最早形成的文件應該是乾隆十一年八月(1746年),即“臬政二”卷六收錄的《辦理鹽案章程》所附的“舊詳案”。

三是該書的成書和出版時間問題。目前所見到的各種清刻本,由于該書沒有前序后跋,也沒有涉及出版印刷時間的信息,所以,各收藏該書的單位,著錄時都不標年代。唯黃山書社出版的《官箴書集成》所收錄的《治浙成規》,具體標示為“清道光十七年刊本”,至于出自什么依據,不得而知。根據《治浙成規》是一本政策法規匯編,是供官吏使用的工具書,其時效性較強,所以,根據常識,印刷出版的時間離收錄文件的下限時間不會很遠,正常情況下,應該在道光十二年至道光十三年之間(1832年至1833年)就印刷出版了。

 四是“藩政”與“臬政”所收錄的文件,前后上下限時間,為什么相差這么遠?上限“藩政”是乾隆三十五年,“臬政”是乾隆二十一年,前后相差14年;下限“藩政”是道光十二年,“臬政”是道光四年,前后相差8年。

依筆者所見,上限不同,這或許與體制有關。由于藩臬兩司是各自為政的獨立衙門,有可能是臬司首先創辦了《治浙成規》,發行出版指導各地工作,效果很好,后來被藩司所效仿。從乾隆三十八年以后,上級要求兩司合編出版,提高效率,減少成本,以致出現時間先后的不同。至于臬司為什么在道光四年之后就沒有文件了?從現有《治浙成規》所見,早在嘉慶年間,也出現過同樣的“斷檔”情況。《治浙成規》“臬政”部分,其中嘉慶十一年到嘉慶十七年,7年里一份文件都沒有收錄,就是先例。至于為什么停刊“斷檔”,也可能是臬司另有新的刊登法律法規的載體,也許是別的原因,仍有待于進一步探索。

 總之,《治浙成規》作為清代浙江編研的代表之作,還存在許多未解之謎,需要我們繼續進行研究與開發。

 

分享到:
0
【打印本頁】 【關閉窗口】

Produced By 大漢網絡 大漢版通發布系統 新疆十一选五开奖